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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洋案,亟需更多看得见的证据

2018-01-02 09:20 网络整理

  

  针对“雷洋案”中舆论十分关注的许多热点问题,北京警方相关负责人进一步回应,“对现场提取的避孕套进行了DNA鉴定,能够证实雷某进行了嫖娼行为。从卖淫女的供述、指认,能够认定雷某的嫖娼行为”,“现场执法无过激行为”。(见今日本报A20版)
  不论雷洋是否嫖娼,“雷洋究竟是怎么死亡的”应该是雷洋案更重要核心的问题。但依据警方回应,它目前很难得到令人信服且排除合理怀疑的确凿证明,甚至仍显得疑点重重。这突出表现在:到目前为止,关于警方在抓嫖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过激行为,依然没有一个真正直观、能充分证明警方清白的客观证据,而仅仅只是警方单方面的“现场执法无过激行为”的说辞。
  如此前舆论一直十分关心的执法视频记录问题,警方的回应是,“没有带执法记录仪”,“当时用手机进行了记录”,“在制服过程中,手机掉地摔坏”;同时,据此前媒体报道,足疗店附近视频监控探头也“坏了”。
  这也就是说,警方对雷洋案的执法是否真的完全合法,目前仍得不到看得见的客观证据支持,并且仍存在不少疑点。比如,如果“没带执法记录仪”情况下,不仅“手机掉地摔坏”,而且公共视频摄像头也同时“坏了”,这是否显得太过巧合?当时警方是否当真“没带执法记录仪”,公共摄像头究竟是真“坏”还是“被坏”了,势必需要进一步追问。
  毫无疑问,警察执法抓嫖,是完全合法正义的,而面对雷洋的抗拒,警方当然也有权依法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。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,这种强制措施决不是可以任性为之、完全没有法治界限的。
  要确保不逾越这样的界限,关键在于警方在强制措施过程中,必须保持应有的节制克制、严格恪守“合理必要”的行政执法比例原则,尽量减少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过度伤害。如依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,“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”;依据《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》,“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,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,尽量减少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为原则。”——面对犯罪行为尚且如此,何况并非犯罪的嫖娼?
  “正义不仅要实现,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”,针对雷洋案,人民日报评论也强调,要“让过程可见,执法才能彰显公信力;用证据说话,真相才有说服力”。这种语境下,雷洋案背后的公平正义能否“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”,我们不妨拭目以待。 (张贵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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